李承鹏:中国人,你为什么没有安全感

一天早晨,格里高尔从睡梦中醒来,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。他仰面躺着,坚硬的甲壳抵着床板,抬头看了看,发现自己有许多只腿在眼前舞动,“天哪,我出了什么事啦?”

一天早晨,王爱国从睡梦中醒来,发现自己手机变成一个巨大的红码。他仰面躺着,冷汗打湿床单,抬头看了看,许多根棉签在眼前舞动,“天哪,我出了什么事啦?”

每一个中国人都可能在某一个早晨遭遇卡夫卡《变形记》,你忽然就发现自己不再是正常人类,坐不成火车,上不了班,出不成差,被封楼里甚至关进方舱。起因不过是你曾路过一个菜市场,或存了笔钱在快爆雷的河南村镇银行。

用红码截访真是一大天才发明,健康码就变成了思想码。更天才的是,有些王爱国并没开始维权,可因为他有这么个思想隐患,就被打上了红码,坐着动车,整列火车忽然静止,被拉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。有人用林冲脸上刺字来比喻红码,以免他跑去上访高太尉。您乐观了,林冲毕竟杀了人,我们的红码故事,就像汤姆.克鲁斯演的《少数派报告》,你没有犯罪,但你存在犯罪的可能,因此你已经是罪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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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承鹏:上海是预示未来一百年的大河

2022年,上海人民说:“在这么短暂的人生中,我们少了一个春天”。上一年少了一个春天的是长春,再上一年,是武汉。其实还有更多,我不记得了。

其实每一个人每一秒钟都可以少一个春天,只要心头还笼罩着精神方舱。一个叫钱文雄的男人受不了压力就上吊自缢了,差不多同时,一个叫陈顺平的小提琴手也跳楼自杀。后者总是让我想起傅雷,死得很礼貌很温情,为了让妻子多睡会儿,只留下两张纸条,就翻身从五楼跳下去。

1952年,元帅问: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啊。

这是悲愤和无助的四月,每天在朋友圈看各种信息,打电话问各路上海朋友,饥饿、自救、团购、感染、死于急诊门外、老人、小孩、女人在喊叫……看着听着,忽然就把各种信息搞混搞串了,我觉得所有的悲伤只是发生在某个模糊而具体的人身上,这个人站在阳台上,分不清男女,也分不清贵贱,只是面孔充满饥饿、绝望、无助,说:

上海怎么了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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